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建议

一、警惕和避免认识和实践中的误区

　　一年来，新农村建设已初步形成了政府、农民与社会协同推进的局面，并发生了一些明显可观察到的变化。但新农村建设毕竟刚刚起步，人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模糊认识，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辨析。

1、家庭经营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谨防左的倾向。2006年初，安徽省小岗村组织村民到河南南街村参观，有报道称“小岗村欲重走集体路”，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且争论的余韵至今犹存。我认为，华西、南街、刘庄等村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之一。此种集体主义精神要善加利用；但是，如果忘掉了过去曾普遍搞过20余年强制集中模式经济效果不佳的历史（1953—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加1元左右），而看到现在几个村子的情况，就无限夸大其普适性，就不是理性的态度了。从全国范围看，必须立足像小岗村这样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具有普遍性的现实之上，通过深化改革，赋予改革以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平等性，通过实行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发展合作经济和产业化经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2、充分发挥农民的能动性，否则就是战略上的资源浪费。我国2.4亿农户分散居住在320多万个星罗棋布的村庄中，他们的生活消费普遍有了提高，但除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外，绝大多数的农民还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既不具备生产性投资的货币资本，也不具备经济内生增长的人力资本。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和维护、人力资本的培育（包括教育和医疗）等方面，都需要作为投入的主体而发挥主导作用；同时，需要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并逐步建立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

　　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政府是投入主体，但上什么样的项目，搞什么样的工程，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现实中，某个村庄内农民对优先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可能意见很不相同。我们曾经跟亚洲发展银行一起在贵州做项目，征求村民上什么项目，得到的回答的是，青年男女希望修路，以便于流动；成年农民希望修水渠，以便于发展农业生产；而农村家庭妇女则要求通电，以便于小孩晚上能够读书。最终上那个项目，必须经过农民的充分讨论，确立优先序。

　　我国农民一向务实而重行，不长于抽象理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但他们缺少组织性和对公共事业的热情，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农村中缺少的是资金，富裕的是劳动力，如果不在新的机制下（如“一事一议”）充分动员这一资源，就是战略上的浪费。新农村建设中，如果政府“一头热”，而农民晒太阳，聊大天，“四个月种田，两个月过年，六个月耍钱”，对村庄的公共事物熟视无睹，看着满街的污泥浊水粪土垃圾而不管，那么新农村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政府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必须引导和动员农民成为建设的主体，形成政府与农民良性互动的机制。农民的参与至少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第一步从看不见到出现，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旁观者，而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第二步从出现到给意见，对如何发展生产，改变自己村庄的处境发表意见，形成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第三步从给意见到有主见，农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利益和问题的所在，对新农村建设有理性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第四步从有主见到集体行动，即以共同的利益为纽带，以集体行动方式参与新农村建设中。

3、不能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同时不能忽视边缘群体。新农村建设不能仅讲面上的情况，不能忽视平均数下掩盖的不平均。有关部门曾做过一项涉及2万多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1%的最高收入农户拥有的全部收入是20%的最低收入农户全部收入的1.7倍。这就要求，新农村建设必须着力解决大多数农民的普遍增收问题，实现农民的普遍“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增加农民在生产性投资信贷方面的可获得性，强化农民的职业培训，即强化农民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

　　新农村建设同样不能忽视边缘地带、贫困地区和特殊群体。我国各地的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千差万别，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很不一样。比如草原牧区、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新农村建设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就有很强的独特性。再如，对2000多万贫困人口而言，最需要的是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而不是盖新房，建新村。我们的善政之光要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在整体水平上还相差甚远，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新农村才刚刚起步，路途遥遥。近似地说，我国农村在空间上从西到东，几乎等于时间上的从古到今，西部一些农村经过20、30年的建设，也许只能达到东部地区今日的水平。新农村建设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推进，需要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清醒认识。

二、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为此，必须解决两大关键问题：第一，通过“工业下乡，农民进城”，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民不当农民。第二，发展现代农业，让农民当好农民。本文对前一个问题存而不论，着重针对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探讨一下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问题。

　　根据本人的观察，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中，有些是过去长期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有些是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所恶化的问题，有些则是农业发展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择要而言：

1、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一个基础性约束，就是农业就业比重过高，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其结果使得我国的土地生产率尽管已经不低，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劳动生产率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反差，导致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卷化，是我国小农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它严重地制约了农民增收，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必然慢于整个社会收入的增长。

　　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略有下降。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统计看，目前日本农民的人均土地规模已经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3.5倍。我国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不断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改造农业的微观基础，以期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在目前这种农地人均规模下经营农业，无论装备条件和科技水平多高，其增收的空间都是有限的。

2，农业市场风险有增无减。在现代农业中，决定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主导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是生产和供给。事实上，经济发展不仅受到来自资源供给、配置及利用效率方面的约束，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需求方面的约束。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对供给总量规模的扩张构成了强劲的制约。正因如此，欧美国家农业政策的重心也是放在了应对过剩条件下的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上，而不是主要用以促进生产。

　　我国自实行农村改革以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就一直困扰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的持续增收，而且随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这个问题变得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已基本上告别了农产品短缺的时代，进入了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后，粮食生产一度出现了下降，但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最近3年连续增产；而畜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等都得到持续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增速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城镇居民的食品需求已经稳定了下来。从供求两方面的变化看，我国农产品生产总体过剩的情况在加剧。相应地，农业的市场风险也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