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伦理的异化与三农问题的转型

申端锋

    外出打工对村庄日常生活的影响，现在已经不再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也不是泛泛的影响，而是在一些方面开始改变村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生活伦理，前面讲到的离婚和做小姐这两个问题就是较为突出的方面，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打工对村庄生活方式及其伦理的影响表现出了非常独特的面相。

    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三农问题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涵盖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成为公共话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李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主旋律，并且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问题研究的潜在预设和前提。在学理上，三农问题的出现被看作是由于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的不对称所引起的，由此，国家与农民（农村）的关系便成为众多研究者所选择的叙述框架和解释模式。在这一叙述框架中，世纪之交的“三农危机”被阐释为一种治理性危机，为破解三农难题，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性对策，如税费改革、乡村体制改革等。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这一进程相伴随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形成的“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域的效应已不再明显。

    笔者在税费改革之后对湖北荆门农村进行两年跟踪调查后发现，乡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关系逐步趋于松散化，表现为干部不再找老百姓收取税费，而老百姓也不再找干部组织提供各项公共物品。在2005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老百姓普遍表现出了“谁当干部都无所谓”的态度，“村干部拿他的工资，我种我的田，各管各的”。税费改革之前，老百姓抱怨最多的是乡村干部的腐败和不作为，同时乡村干部却痛感老百姓的算计和不合作。而在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这种互相抱怨和指责的声音明显减少了。学界则普遍认为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从对税费改革的研究转向了对乡村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综合性改革的研究，也有学者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势依然严峻，比如公共物品供给困难等，主张强化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重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最近的调查却表明，取消农业税之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各种治理性矛盾趋于消解，乡村社会里的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李昌平式的三农问题主要是治理问题和经济问题，缺少社会问题的视野。在农民负担沉重的背景下出笼的三农危机论，聚焦于乡村社会中的一系列治理性危机，而没有看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初见端倪的伦理性危机。这种伦理性危机表现为村庄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标准的缺失，很多事情开始说不清楚，并且不同人群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是断裂。当然，取消农业税以后，治理性危机依然存在，笔者在这里提出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换，既是出于对农村形势新变化的把握，同时也是一种视角的转化，或者说主要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在这一转换下，我们才能看到当前农村社会的伦理性危机，从而对三农问题的出路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和设计。（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